[121]前注[22]，韩起祥书，第76页。

正如在大众阶层内，主体会对"情理"、"需求"等观念具有不同理解解释一样，在法律科层内，读者对法律的"内在要求"、"内在一致性"也会具有不同的阐明或诠释⑨。因此，美国学者Talcott Parsons认为："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①。

加拿大学者AllanHutchinson和PatrickMonahan同样认为："法治的功能是牵制严格意义的民主的繁荣。因为，在立法的过程中，对于"土地管理"、"金融管理"和"故意杀人定性"等问题，具体立法成员会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和意识。中国也有学者主张："法律的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⒁。一个由本身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了规则、充实着法律机构和参与法律争讼的实践"(54)。在大众话语中，解释者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应当是：如果房屋合建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愿，而且房屋合建的目的在于自用而非土地出租或倒卖，那么合建行为是有效的。

在此基础上，Dworkin认为法治应该包括"规则式"的法治和"权利原则式"的法治。R.Dworkin,Law'sEmpir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p.123-4。此外，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无辜者，楼上住户总要想方设法改善条件（比如改善阳台设施以使他人认为自己不可能扔下物品），监督其他住户，以在出现类似纠纷的时候，证明自己是无关的，等等。

法律从其产生那天起，就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秩序、尊严，当然也包括了有时人们非常满意的公正或者正义。概括来说，这种均衡对社会可能是必要的，然而，未必是成本与激励之间的有效搭配。一些极为细节化的非正式规范调整着家庭和小型群体的活动。其一，在小型社群中，人们几乎没有相互警惕、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以监控对方的刺激因素。

（注：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p.116-118.）现在，我们尝试分析前面提到的中国例子，也即过路人被砸伤的案例。首先，原告以及以后类似原告的人将不敢行走楼下的道路，从而道路将会废弃。

因此，第一，简约不是简单的重复，其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经济学的概念。第一，如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一名过路人怎么可能举证？如此要求原告举证等于是预先设定原告已经败诉。概括来说，人们容易忘记这种复杂的出身。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相互协作，不是以友爱作为基础的，而是以‘注意作为起点的。

我们可以认为，根据日常语言的一些习惯，将复杂法律和简约法律对应起来，是大致可以得到允许的。于是，成本首先摊向了颇为得意的法律职业尤其是其中的代理律师阶层。他们在以前的类似境遇中，已经了解了他们。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将小型社群中的复杂规则移入大型社群，其所引发的问题是怎样的？ 其一，在大型社群中，人们之间难免相互警惕、小心谨慎，人们总会出现监控他人的兴趣和乐趣。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了避免这些不公正，为什么数量惊人的资源用于法律程序的发展。在后面砸伤例子中，如果原告也是腰缠万贯，而被告则是斗室家贫，或者反之，原告倒是一贫如洗，而被告几乎都是达官贵人，那么，判决经济拮据一方胜诉，同样会有良好的激励和良好的社会财富再次均衡。

第三种方法看上去好像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承担了相对而言较少的损失，除了一个真凶之外，其他所有被告加上原告由于均摊而使每个无辜者都减少了自己的支出。这一问题是深深嵌入社会集体意识之中的，为人们所关注，为人们所追究。

毕竟，彼此关系是颇为暂时的，从而机会总是有限的。其中既有经济的正当性问题，也有道德的正当性问题，还有政治的正当性问题。就这条道路本身来说也不存在公共浪费的问题。其三，不患寡、患不均的效应在小型群体中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易见。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糟糕的激励：原告因为希望减少自己的支出，而且为了发泄自己的无辜不满，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将会尽力将尽可能多的被告拉入诉讼，于是，这就在增加了政府成本（法院调查被告是否有关）的同时增添了社会对立（原告和潜在的更多被告的对立）成本。毕竟不论什么时候，任何社会总要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

然而，所有这些疑问都隐含着一个预期目标：应当准确、具体地实现至善至美的公正。一个制度怎么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第六，如果确定被告责任连带，那么，选定连带被告究竟依据什么标准？是二楼以上的所有楼层住户，还是三楼以上的住户，还是依据砸伤的程度判断楼层，还是依据扔出物品的可能角度方向判断楼层以及某层住户？ 人们当然可以提出其他的各种疑问。

显而易见，法律制定的复杂，以及自然伴随而来的法律实行的复杂，其必然需要增加立法、司法、执法还有诸如律师的辩法的大量投入。所有这些复杂的法律规则的设想和法律操作，其所带来的成本非常之大，而其所带来的功效则是非常可怜。

在采取一个行动之前，人们总要考虑一下他者的感受、想法、反应，甚至他者可能采取的相反行动。第三，正因为成本与激励之间的关系是关键性的，所以，即使表面上看来复杂的规则，只要其具有成本激励之间的正当性关系，其依然是简约的。

更为准确地说，一般人在提出怀疑的时候，是在期待实现具体化的针对具体条件的真正公正，即使这是十分艰难的。四 不能否认，对法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这样的反思，表明了这本著作的批判立场。显然，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只有不断增加法律规定、细化法律内容，不断地推出法律条件的限定，才有可能实现比较真实、比较具体、看得见的公正。一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希望实现至善至美的公正，这是理解法律制度不断发展的一个角度。

当制定复杂的法律规则并且将其推入大型社群的时候，我们通常难以知道，广泛的社会人群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为了实现所谓的法律实效，我们将会拨付多大的财政支出。在成本和激励之间，我们几乎看到的是糟糕的平衡。

但是，假定在公正问题相当认真而且总是进入具体公正权衡的实践语境，则通常人们注定不是这样看问题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相关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努力，我们在刷新、修订了这些诉讼法的同时，还不断推出最高法院的微观解释和微观规定，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在这里，成本支出似乎是没有回报的。第二，这种经济学的思路并不是简单的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思考的翻版，其还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也即成本正当性的证明。

当然，至关重要的是，在小型社群中，人们可以发现复杂的各种各样微观的角色分工和权力配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一般公正，不过是具体化的、具体条件下的真正公正的另外一种代码。因为，就第一个规则来说，显然，其激励作用势必导致法律诉讼的爆炸，人人都会希望从中捞取收益。怎样理解第三个解决办法？双方各自所拥有的财物（包括劳动）的混合，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A和B间建立了一个双边各自垄断的局面，双方都无法回到原初的状态，也即A拥有自己的（未被改变的）木材，B拥有自己的（现在付出的）劳动。

（注：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44.）于是，我们在小型社群中自然而然看到的就是复杂这一特性。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经济学甚至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我们也未必就应不去顾及案件条件的各种微观变化，从而拒绝另类甚至相反的纠纷解决。

这些程序规定着相关证据的提交方式以及相关证据的认定方法。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切入也许同样是颇有启发的。

尽管一个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能导致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因而自己只需承担较少的败诉责任，然而，自己依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们首先忽视的问题就是这种复杂及其显著功能的内在缘由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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